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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了实践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，但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。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低价甩卖国有资产，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外，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，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，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，而国家出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又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，只能继续给予补贴，和国企厂长经理相比，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有更高的积极性去向国家要补贴。

所以说，要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，前提是可以让没有效率的企业破产。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不难办到，可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，不可能让那些大型国企倒掉，唯一可行的就是用行政的方式，把认为不那么重要的项目砍下来，把总消费、总需求压下来。高渊：通过中国治理通胀，让你想通了新结构经济学？

不过，围绕在林毅夫身边的不仅是赞美，也有一些质疑。我问他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怎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？林毅夫正色道：“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，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。我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，既要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，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，研究背后谁是决策者，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，他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，他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，会有哪些选择，哪一个是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。然后，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就是一个理论，这是好的经济学家的工作。”

高渊：初到大陆时，留下了什么印象？林毅夫：直接观感是很穷，北京的二环路还没建，城里最高的楼是17层的北京饭店，海淀当时就是一条老旧矮房子的小街。从城里到北大，过了西直门、动物园就是农村，北大周围很荒凉。不过，穷只是表象。大家虽然穷，但社会有朝气，充满着希望。一方面是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心情都比较舒畅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，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，也充满了信心，而且各方面的状况都在不断改善，整个社会蓬勃向上。这种情形和我小时候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的印象有些相似。

医疗、科技和基础材料板块表现抢眼科技股中，微软（MSFT）收涨0.6%，谷歌（GOOG）收涨0.8%，苹果（AAPL）收涨1.0%。基因医疗公司AveXIs（AVXS）收盘暴涨82%，因诺华将以218美元/股的价格收购该公司。通用汽车收涨0.4%，摩根士丹利将该公司评级上调至买入。

需要明确的是，建立重新上市制度的目的，主要在于支持退市公司在恢复持续经营能力、健全治理结构，真正达到上市公司规范运行要求后，再回到原来的市场上市交易。如果退市公司只是通过变更实控人、变更主业等手段，在形式上和数字上达到重新上市申请条件，但公司仍缺乏持续经营能力，无法达成有效公司治理的话，那么公司将无法符合重新上市条件。毫无疑问，这一政策预期的明朗化，也包含对那些经营空壳化、僵尸化，主营业务不突出公司的一份督促与警示。